工作满四十年退休工资_工作四十年退休打油诗

1.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用人特点?重用了哪些人?

2.年轻时的黄忠能不能算是三国一流武将？为什么？

3.高分悬赏寻求资料：古今中外关于描写咖啡馆或者茶馆的文学作品，最好是英文。

4.明朝王守仁的光荣事迹

生平

一、家世

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苏洵，母程氏。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苏轼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其父亲将他命名“轼”，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有一个弟弟苏辙小他 2 岁（1039年出生），两兄弟从小到大一起读书游玩，后来也同一年中进士。

苏轼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将其养大，并教他读书，曾令其以范滂为榜样。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洵曾自称是初唐大臣苏味道后裔。然而苏洵自己也承认苏味道的后人与自己的高祖之间世系不可考证，苏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苏洵的寻根方法，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

柳立言认为苏洵修撰族谱编写世系，将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苏味道当做自己家族的始迁祖，是看中苏味道的知名度，苏洵编订族谱的目的是不问亲疏，团结族人，争取共享政治和社会，以虚构始祖来联宗。

二、仕途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才20岁，与弟弟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考，苏轼中进士第2名。当时主试官是欧阳脩，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

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是曾巩，正是阴错阳差，弄巧成拙。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居曾巩之前，中乙科。

治平三年(1066年)，父苏洵过世，苏轼回蜀守丧，英宗怜之，同意以官船载运苏轼一家。

熙宁二年(1069年)，任祠部员外郎，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作为，王安石于是屡次在神宗前诋毁苏轼，司马光、范镇举荐苏轼作谏官，王安石力反之，皇帝想让苏轼写起居注，王安石向皇帝进言，说苏轼在回家守丧时，乘机贩运苏木（一种染料），最后皇帝放弃这个任命。

三年，因为苏轼一直反对王安石，王安石门下的御史谢景温又诬陷苏轼贩卖私盐，范镇极辩苏轼贩盐之诬，并愿意退休负责。

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担任当年度的科举主考官，苏轼本欲拟上官均为第一名（状元），因发现上官均的策论有诋毁王安石变法的情况，便改上官均为第二名。

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因不堪新党的迫害，求外职，皇帝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愿予之颍州通判，皇帝最后折中，让苏轼担任比较好的杭州通判，三年之后升为知州，连知密州、徐州、湖州。熙宁十年四月，赴任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黄河决口，水困徐州，苏轼参加救灾。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时，因乌台诗案入狱，几死，因为写文章向朝廷诀别，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皇帝动心，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而神宗亦爱其才，终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

在黄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与张怀民交游，也结交禅门人士，当时佛印担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与苏轼时有往来。苏轼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元丰七年离开黄州。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回朝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祐四年（1089年）拜龙图阁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

绍圣元年（1094年）被哲宗贬谪至惠州、儋州（海南岛）。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下诏让苏轼北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夏天因冷饮过度，下痢不止，又误服黄芪，结果病情恶化，“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孙氏馆病卒，享年六十四岁。由弟苏辙归葬于郏县小峨眉山。南宋宋孝宗追赠谥号“文忠”。

苏轼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别，也因此疲于应付新旧党争，遇事“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旧党司马光尽废新法，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时常远贬外方。

不过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医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赐谥号文忠，复追赠太师。有《东坡先生大全集》及《东坡乐府》词集传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苏文忠公全集》。

扩展资料：

风格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曾自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黄州词，是苏词的奇观；黄州文，则是苏文的高峰；《赤壁赋》是其高峰之巅。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

著作

苏轼现存于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散文作品。

〈刑赏忠厚之至论〉，嘉祐二年（1057年），应试时所写，最早的成名文章。

《南行集》，嘉祐四年（1059年），与父亲和弟弟合编的中的40多首诗，最早的一批诗作。

《苏沈良方》，今传是沈括在《良方》的基础上，增益苏轼的医药杂说而成。

最早的词则写于熙宁五年（1072年）。

诗文有《东坡七集》《东坡集》《东坡词》等。

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画迹有〈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等。

题画作品有〈净因院画记〉、〈提憩寂图诗〉等。

因南宋皇帝宋高宗、宋孝宗等对他其人其作的推崇，有宋一朝整理出版了《苏文忠公诗合注》《苏文忠公全集》等多部集作。《苏文忠公全集》又称《东坡全集》，传世的，至今所见，可分两大类。

一类为分集编订，号称东坡七集本，亦标东坡全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其出自苏轼原本原目，后人稍加增益，为之善本，风行海内；一类为分类合编，号称东坡大全集。

《四库提要辨证》云：“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又云：“宋时所刊大全集者，乃麻沙书坊所刻。”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苏轼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用人特点?重用了哪些人?

《拒绝平庸》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中国人历来善于宏大叙事，连做鬼也不忘要做“鬼雄”，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旌旗十万斩阎罗”。

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华丽丽的英雄主义情结，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矣。

夫子累累若丧家之犬，依然奔走在六国之间，弦歌而不绝，所以然者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北宋张载说得更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捣之下，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猛士，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豪杰，挽狂澜于未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英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转瞬间，就能转动小小寰球，哪管几只苍蝇碰壁。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总之，拼着老命也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是谓“拒绝平庸”。

平庸是什么？

清代周亮工有云：“平庸之子，无英华可以自见，无名誉可以震俗。”

这是“平庸”的第一次粉墨登场，其意极为明显。普通之人，没有什么才华让自己显露出来，没有什么声誉震动世俗之人。寻常而不高明，普通而无作为。这该是平庸的所有“罪状”了吧。

但是，“普通”有什么不好呢？“没有才华”又有什么过错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大展才华，震动世人”，“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呢？

拒绝平庸，在当今的社会里，是不是也有一种寂寞难耐在作祟？

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使得不少人拒绝平庸，渴望飞黄腾达，急吼吼地追腥逐臭，抢占有利地形，然后，光自家的宗，耀自家的祖，赚个杯盘钵满，名利双收。

吴非先生在《拒绝浮躁》中，也曾批评了教育界的一些乱象，其中不乏拒绝平庸的浮躁。

何必总想着要在课上“出新招”？创新不是为了出风头、抢风头。现在教育界一些人追求“轰动效应”，一切为着出名。有些人成天想弄出点动静来，让全省知道，让教育部知道，或是让所有的同行知道。这就必然背离教师的职责。

不要刚刚有个想法就急于向别人介绍（有人把这叫作“抢注”）。和同行比，你只需考查自己做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而不要和谁去抢“发明权”。那么多汉字，有哪一个是你造的？除了有些病句是你的独创，你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明权。

当然，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还是值得称颂的，至少代表了一种向上的价值取向。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很多拒绝平庸的社会精英，一旦高高在上，霸占了社会话语权，并没有多少人成为时代的良心，民众的守护神；相反，不少人却摇唇鼓舌，蛊惑人心，成为祸国殃民的蛀虫和败类。清华某美女博士，拒绝平庸，走出国门之后，马上就把孜孜不倦计算出的北斗卫星定位数据，卖给了美国国防部。使得我们的国家安全遭受重大挑战。

金马在《情感智慧论》里说：“一流的情感、一流的智慧，一旦合流，常可导致光辉的人生；而一流的智慧、二流的情感，一旦合流，常可导致三流的道德，四流的奉献，末流的人生。”

这样的不平庸之辈，与百姓何干，与社会何益？这些人甚至越不平庸，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其实，平淡人生，庸常人生，只要清清白白，自得其乐，不也是一种人生选择？特别是，我追求了，我努力了，尽管结果平庸，但我依然淡泊快乐，不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说得好，最低是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再次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再次是尊重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拒绝平庸，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对自我需求层次的提升，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修炼，毕竟人不是为了吃米而活着，而绝不是对外界的抢注和争夺。丑小鸭不是为了拒绝平庸，而是对自我天鹅本质的发现，才让它向往蓝天；灰姑娘也不是为了拒绝平庸，而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才让她执迷不悔。还有，那个山崖上的百合花，它开在山崖上，根本不是为了和百花争艳，只是因为我是百合，我必须要开花。我要开花，只是对自我的实现。这是拒绝平庸的最有力的理由。

一个登上珠峰的运动员说得好：“登上珠峰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也没有征服，征服的只有我自己。”鲁迅先生也说：“我每看一场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那些看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是未来中国真正的脊梁。”为什么那么害怕自己平庸呢？为什么老想着征服他人呢？为什么老想着比别人高出一头呢？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何时能够容忍平凡的甚或平庸的人生，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

罗素说：“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你有追求卓越的权利，我有守护平庸的自由。更何况，卓越和平庸，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价值。大江东去，美在雄浑，小桥流水，美在婉约。这两种极端的状态，不都是人生？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很难有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既然有人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就必然有人踏踏实实的稳固在金字塔的底下。没有绿叶的衬托，何来红花的娇艳。没有平庸之人作为根基，卓越之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拿破仑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大。如没有背后那些普通的平凡的士兵。这句话只能理解为疯话。

从这个层面来说，平庸之人有时候还需要一种伟大的担当。但是，我们的社会遵守丛林法则，从来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深渊。所谓——成者为王，败者贼。

平凡，尚且让人不屑；平庸，就更让人不耻。也难怪人们要拒绝平庸了。

于是，平庸如我者，也要拒绝平庸，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但是，遗憾的是，要命的是，我们尽管一直在“拒绝”，但我们却始终在“平庸”。在有限的历史循环中，相信我们还会一代代的集体平庸下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历史原因。

将门出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的反面，就是“龙配龙，凤配风，麻雀只配草堆洞。”

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有限的被掠夺，又没有了乱世出英雄的机遇，我们这些小人物只能在既有规则之下，不管你拒绝不拒绝，你都将一直平庸下去。

除了已经被限制的超级女声的自娱自乐，我们何尝有过黑人式平民造星的壮举？

其次是社会挤压。

很多拒绝平庸的人，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流血，不断的牺牲，终于学会了聪明。为了苟延残喘，只好夹起尾巴做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现实的警醒。这是一个不需要平民英雄，也哪以出现平民英雄的时代。

最后是集体无意识。

一方面要我们甘于平庸，做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到哪里去。在一个硕大的机器上，发挥我们小民的价值。我们都是工具，何尝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怪我们都在自我的唱《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草民”都在唱同一首歌。

一方面又愚弄我们说，要拒绝平庸。让我们感觉到当家作主的愉快，感觉到有说“不”的自由，还有“拒绝”的权利，甚至还有拒绝平庸之后敞亮的未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似乎又是光明的。一旦“平庸”被拒绝了，我们仿佛就能“陡贵”起来。过河的小卒赛大车，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不要迷恋拒绝平庸，拒绝平庸只是一个传说。

还记得一首特别流行的歌吗？知道它特别流行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攀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那一刻，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平庸者都心酸不已，泪流满面……

拒绝平庸就是否定平庸，但社会群体是由极大多数的平庸之辈组成的，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并不是没有作为，只不过是作为小而已，作为教育界更多的是要劝勉而不是否定。

人与人争“为”，多是损他人而利己之“为”;官与官争“为”，多是劳民伤财之“为”;将与将争“为”，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之“为”，国与国争“为”，多是行霸权之“为”。

诸葛亮匡扶汉室而六出岐山，执着北伐，但造成蜀国国贫民乏，每一战血流成河，战死者皆为人子人夫，诸葛亮之“为”与豺狼何异？人类自己制造的核武器可以将地球毁灭掉几次，人类之“为”对一花一草，一蚁一菌作何交代？中国同美国之大，以宇宙观之，各安于蜗牛的两个触角之上而已。

英国人刚踏上澳洲土地，带养了几只兔子，但澳洲原生链中没有兔子天敌，几十年时间便急剧繁衍到几亿只，植被被破坏，水土遭流失，此乃戕害自然之“为”。天地万物，一物一则，何必以“人为”改造“天为”,日照大地，水润万物皆为“天为”，“天为”在“人为”的价值观之上，没有喜好是非、没有消极激进……。所以强称呼为“为”。人若以“人为”害“天为”，就如同鱼坏水。

以上各“妄为”者占人中二成，其中多数的富贾权贵、上层集团挥霍着八成的物质，但世间法则是有得必有失，“朝四暮三”和“朝三暮四”在整体上并没有增减，何必要像猴子去争取眼前的既得利益呢？

世间有“大为”者仅占人中一成，大禹治水，聚众人之力，疏洪水人海，大禹德才时皆备。吴仁宝带领村民集体致富“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言行合一;穿着素衣布鞋，以鸡蛋面为餐饭，笑容亲切像孩子，吴仁宝德才时皆备。行“大为”者必有“大德”，言行能使众人效仿，决定能让众人听从，合众人之力再为众人服务。

还有一成人在“有为”中沉浮，颜回一生并无建树，虽有德才但不得其时，孟子也曰：“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岳飞出师伐金，壮志难酬，却死于“莫须有”罪名。魏晋时天下动荡，一句“名士少有全者”让后人光读来就胆颤心惊。唐代徐有功以：“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然因此得罪”为由拒绝武则天的任命。的确若不能与执权者“和光同尘”，不能在划定的圈子里“有为”，处境就同鹿在山林跑，生死在厨子的命运一样。

余下六成皆平庸之人，之“为”在点点滴滴，可称为“小为”，平庸人如燕雀，无搏击长空之能，无图南海之志，每日欢愉的跳跃于桑树榆树之间，但燕雀顺乎天性，秉持本能，安于本分，精彩亦在其中。若能不为名利所羁，不为财富担忧，不欲其身，不惑其心，即闻鼾声，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若能家庭和睦，听父母唠叨，听子女嬉闹，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拒绝平庸是平庸人倡导的玩笑而已

语文试卷拿到手了，习惯性地先看看作文题《拒绝平庸》，顿时感触良多，这正是我从小到大的理想和愿望吗？这么多年的学习，包括今后的不断努力工作，不就为了今生能够不平庸吗？

　 相信每个人都不想平庸一生，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真的个个都能当将军吗？那样的话，说来当士兵，总有人来做士兵吧？不正是有了那么多普通士兵的努力使战斗胜利，才显示出将军的不平庸吗?但谁能说那些无名的士兵是平庸的。保尔说“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是不平庸的，但谁能说和他一起在战争中牺牲的，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无数战友是平庸的吗？

古往今来，不论官场还是职场，到处都充满了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说到底还不是因为都不想平庸，都想高人一等，都想出人头地，真正能够不平庸的能有多少。个人觉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能够做到淡定低调，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住内心的那份本真，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正能做到“神马都是浮云”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平庸。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他自己自身的价值，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总会被人发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么优秀，优秀的人不必处处过于张扬，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浪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不是那么优秀的人也不必自卑，一件小事，一件寻常的事，一件对他人有益的事，做好了做久了，你也一样不平庸，像时传祥，雷锋，以及那些许许多多坚守在贫困地区任教的老师们。

每个人各方面的经历都不会一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不平庸，此生能够不平庸当然最好，做不到也不必遗憾，做人做事，开开心心，平平谈谈，自己觉得幸福快乐，问心无愧就好。正所谓“浮生到头皆是梦，男儿何必尽成功”，虽然没提到女人，但我觉得对女人同样适用。 最后写首打油诗与大家共勉“违事定要拒，做人莫要绝，心中有天平，和谐即中庸。”

年轻时的黄忠能不能算是三国一流武将？为什么？

唐太宗李世明用人特点：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

重用过：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

武则天用人特点：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重视延揽人才，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

重用过：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

唐玄宗用人特点：各取所需，虚怀纳谏。

重用过：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

扩展资料：

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完全符合时势的需要，其具体措施是坚定有力的。

一、压抑士族。鉴于士族门第对才路的开辟是个严重障碍，唐太宗就设法对它加以限制。他认为“遍封宗子”于天下不利，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同时明确宣布对皇族成员也实行论功定赏的原则。

这对享有特权的士族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唐太宗压抑的并不是所有的士族成员，对于他们中有才干的人，还是适当予以重用的。如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廷大臣中仍占一定的比例。压抑士族的结果，广泛地开辟了才路，使一些寒微地主和庶民中有才能的人得到升迁和获得参预政事的机会。

二、精兵简政。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贞观初，唐太宗就下令并省了许多机构，精简了不少官吏。光是中央官府的官吏就由原来的两千多人裁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后宫及掖庭前后精简了三千多人。

为了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唐太宗还实行了官吏队伍的更新制度，规定任职达七十岁就应退休，因为“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

百度百科-李世民

百度百科-武则天

百度百科-唐玄宗

高分悬赏寻求资料：古今中外关于描写咖啡馆或者茶馆的文学作品，最好是英文。

严格来说，黄忠是汉末名将，他不是三国时期的人。

一般而言，三国的划分，是以220年曹丕称帝开始的。就在这一年，黄忠去世了。跟老曹的情况相同，曹操也是220年去世的。如果说曹操、黄忠不是三国的人物，的确是很别扭，可他们的确不是严格意义上三国的人。把黄忠称作汉末名将是确切的。

且不管这些，说一下汉末，年轻时期黄忠的情况吧。在我看来，年轻的黄忠，算不得一流战将。三流委屈了点，二流有些勉强。

黄忠生年不详，既然都把他称作老将，一般来说，他要比关羽、张飞等人年龄要大。赵云被称作老将时，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全都过世，赵云身边全都是小字辈啦。

220年，关羽被杀身亡，时年六十岁。半年后，黄忠病逝，以此推算，大约七十岁左右，这个比较可信。按照这个推论，看一下黄忠年轻时期的职位和战绩吧。

初平三年（192年），荆州刺史刘表出任荆州牧，任命黄忠为中郎将，随从刘表的侄子刘磐驻军长沙攸县。此时，黄忠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应该就是中年时期，不算太年轻了吧。中郎将也就是一个中级将领，还没有进入将军的行列。

建安四年（199年），刘磐与孙策交战于艾县（今江西修水），黄忠随从。

对于黄忠这次征战，查阅不到更详细的史料。结合孙策这一时期的征战来看，孙策此时是在讨伐黄祖。刘表曾经派遣其侄子刘虎和南阳人韩唏带领长矛队五千人支援黄祖。尽管在孙策传记中没有提到刘磐和黄忠，恐怕很有可能也是受刘表之命支援黄祖。

当时，孙策率领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孙权等将领，与黄祖大战，黄祖几乎全军覆没，韩唏战死，黄祖只身逃走。

如果黄忠参加的是这次会战，面对孙吴那些狠角色，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挥师南下，刘表病逝，刘琮投降了曹操。曹操占据荆州后，以黄忠代理裨将军，仍然在长沙郡驻守，归长沙太守韩玄统属。此时，黄忠大约在五十岁以上。这应该早就渡过青春期，进入老年期的团队，不能再算青年将领吧。

从曹操任命黄忠为代理裨将军，就看出黄忠的资历和战绩。

年龄是不小了，该是退休的年龄，尽管还在打拼，但资历不行，也没啥出彩的战功。看着老同志也不容易，就给你一个裨将军，代理一下。如果表现说得过去，就给转正。

那这个裨将军是多大的职阶呢？

裨将军初指副将，相对主将而言，后成为低级将军名号，新莽时以授诸县长官.魏、晋、南北朝居诸杂号将军之末，魏、晋、宋八品，梁武职流外一班，北魏从九品上，北齐从九品，隋初为从九品散号将军，炀帝罢.

从这个裨将军的级别来看，就是一个杂号将军，而且还是之末，一般授予诸县长官。黄忠五十多岁得到这个职位，是很低级的职阶。

就此时，在曹操手下的裨将军能有多少呢？不说成千上万，上百、几百总会有吧。因此，此时的黄忠，即便勉强称为二流，也是最下等的那个档次，绝对称不上一流战将。

井冈山时期的粟裕，开始只是个班长、排长，尽管也很能打仗，至多也就算了一个优秀的军事干部，不管以后多么能战，但当时不能称作一流战将吧。

一流战将是从死尸堆里滚出来的，没有战绩，无论如何称不上名将。炊事班长纵然到了七八十岁，也还是一个伙夫。

建国后，55年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十大大将；上将55人，后补授二人，共57人；中将175人，后补授二人，共177人；少将802人，后补授八人，共810人。

一流战将至少是上将以上吧，中将勉强称作一流，但少将不能算一流吧。李云龙被授予少将，委屈了点，应该授中将，就算作一流战将。但李云龙作为独立团团长，不管再能打仗，此时，只能是优秀将领，不能是一流战将。

对比而言，黄忠的裨将军，也就是少将，甚至还不是，是个副将，也就是准将、大校。三流战将就差不多了，与一流差的很远。

建安十四年（209年），黄忠跟随长沙太守韩玄投降了刘备，也不见刘备对其升迁。后来，黄忠跟随刘备入川，在刘备与刘璋决裂后，黄忠作战勇敢，立下大功。

建安十九年（214年），黄忠跟随刘备围困成都。刘璋投降后，刘备论功行赏，任命黄忠为讨虏将军。这仍然是一个杂牌将军，依然没有进入正规将军的序列。此时，黄忠应该在六十岁左右。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忠跟随刘备参加汉中之战，斩杀夏侯渊于定军山。刘备汉中称王后，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此时，黄忠恐怕已经是近七十岁的人。总算进入正规将军的序列。

按照汉代的官职，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这是绝对的一流武将；在其之下，是前后左右四将军，在四镇、四征将军之上。

建安三年（198年），刘备依附曹操，被封左将军。此时，刘备三十八岁。

建安五年（200年），关羽一战斩杀颜良，被封汉寿亭侯。此时，关羽四十岁，其爵位也比黄忠的关内侯高一等。

再说黄忠斩杀夏侯渊，是由于夏侯渊冒然出击，在乱军中被黄忠射杀。既不是黄忠用的谋略，也不是一对一单挑，不过是黄忠的运气好。

一生勤勤恳恳的老黄牛，最终得到了回报，尽管运气来的晚了一些，但可以瞑目了。

关羽把黄忠称作老兵卒，不愿与之为伍，虽然这只是演义的说法，史料中并没有如此记载。但黄忠的战绩，的确难以令人信服。五虎上将之说，那也是罗先生的一向情愿。

三国二十四名将打油诗：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

黄许孙太两夏侯(夏侯惇，夏侯渊)，二张(张辽，张郃)徐庞甘周魏，神枪张绣与文颜，虽勇无奈命太悲。三国二十四名将，打末文鸯与姜维。

这里的黄或许就是老黄忠吧，别的不说，就二张和徐晃，黄忠如何战得过呢？黄忠成名，一是侥幸射杀夏侯渊，二是蜀汉战将不多哦。

但不管最后对黄忠如何定位，但年轻时期的黄忠，是默默无闻的，只是一员普通的将领而已。

明朝王守仁的光荣事迹

作者：沉默的那棵树

中国人的嗓门大是出了名的，可是，一旦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即便是蛮横惯了的地痞流氓也噤若寒蝉，压低了声音交谈或以只可意会的眼神交流。记得小时候看**，里面常有这样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某茶馆里众人正在谈论某话题，茶馆的老板就会紧张兮兮地指着墙上“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几个字，大家会意闭嘴不言或立马做鸟兽散。当时年龄小，不明白其中奥妙。最近从媒体上看见几个草头百姓因为发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就被有司所逮，官司缠身。方知中国人虽然平时旁若无人，大嗓门。但是，他们的话语空间也仅限于柴米油盐、酒色财气，大多集中于肚脐以下部分。

而翻阅历史，看见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了西方人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方式，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温床和公民训练的教室。传至今天，不经意间咖啡馆文化已经席卷全球，即便茶馆文化浸润最深的中国，摩登的白领也学着洋人坐进星巴克这样的地方，安静地体验一把小资情调。

可是，上溯西方的咖啡馆历史，当时却是个鱼龙混杂，比赛嗓门大小的所在。

18世纪的欧洲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阶层鸿沟，比如作为公共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场所，沙龙是由贵妇们主持的，她们追求的是优雅的贵族情调。非经邀请，外人难入其门。毕竟，那是一个打情骂俏、偶尔也偷情私通的私人聚会而已。

而当时的咖啡馆要随和得多。所有来自贵族女性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消失了，它向所有人开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

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找个空位子，加入周围人的自由辩论。话题当然是男人们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和女人。

而咖啡馆的老板深知自己经营的场所所担负的民主化功能。他对此的反应不是中国茶馆老板谨小慎微，而是大胆地在墙上贴上纸，声明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勿须担心。

作家沙德韦尔（shadwell）在他的戏剧《女首领》中描写到：“每家咖啡馆里都有许多聪明人，他们谈话机智，在吞云吐雾中议论着政治。”

那些长于言辞的知识分子也通常来到这里，倾听民众的声音，同时也顺带着宣传一下自己的著作。在这里，文化人和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氛围，以至于改变了当时学究味甚浓的文学风格。

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人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观点，检验、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过滤后通常会产生某种有凝聚力的群体观点。

各种阶层、出身、地位的人在这里交往，也敦促他们必须跨越出身、地位和等级，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正是在不起眼的小小咖啡馆里，公众培育出尊重和宽容他人思想的新态度，合群和容忍的精神，使得分歧失去了棱角。

而在以往，那些与传统相悖的人和观点，会受到他人的轻视和攻讦。如今人们则尊重并专注地倾听着异见，互相讨论，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不经意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人们从独立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以共同的观点为基础的公共舆论从这里诞生了。

随着咖啡馆人群的分化和舆论场所的专业化，咖啡馆里的声音变小了：不需要以卤莽的声音去表达己见，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辩论后得到公众的评判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摒弃。

而中国，茶文化衍生出茶馆文化。但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却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走向公共言论自由的跳板，也没有培育出宽容异见和平等辩论的绅士风度。

专制的王权厌恶任何不同的声音。

而不经过公开辩论，由民间各色人等自行验证和评判的观点在人们内心潜藏下来，日益孤立和各持偏见，人民没有自由博弈最终达成基础共识的空间。人们也没有宽容异见与平和辩论的习惯和规则。相反，强力压制和恶毒攻讦在40年前的一场政治闹剧中走向了顶峰！

在中国历史中，由蔡桓公讳疾忌医开始就预示着“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圣人风范。及至后来焚书坑儒、党锢之祸，大兴文字狱等等，迫使聪明人或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或避世求生。到后来茶馆里“莫谈国事”俨然已成共识，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一般局限在裤裆里了。而人们行为表现在：虽然嗓门大，但是却透露着害怕和惊愫在内。

回顾两种饮料文化对东西方言论空间走向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必然是观点多元，不给他们自由碰撞的空间，最后达成基础共识，就会彼此走向孤立和偏见，割裂和对立。而不能和谐地沟通交流去解决分歧，而没有共识的社会很难走得更远！

参考资料：

://jiaoshangou.blog.hexun/6763998_d.html

内容提要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它们既是消闲的场所，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从专制到社会改良精英，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访记录（19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又是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武器的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其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了。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王笛 1956年生，助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

出处：历史研究200105

以上作品因为百度字数限制，所以有很大的有删节，详细情况见下面网址和原著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余姚人。因他曾在余姚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故被学者称为阳明先生，后世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阳明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生平事迹

生平概述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一位高僧告诉王华，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王华照做了，王守仁这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童年生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这个故事有点神话色彩，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并未显示出聪慧和才华。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年轻时他出游边关，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

贵州龙场悟道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宣传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总督两广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僮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9日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去世后被谥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政治主张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