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滔天_宫崎滔天的后人

1.辛亥革命为什么会有日本人？

2.孙中山蒋介石差多少岁?

3.广东省中山市为什么叫“中山市”？

4.谈谈自己对近代史上的人与事的看法 (不能是伟人伟事.)1000字左右``

5.日本黑龙会为何要保护孙中山？

6.鲁迅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及夫人白莲

有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在河源市的紫金县中坝镇孙屋排村，在紫金有一个“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虽有争议，但亦为世人所知，而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初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又有了新意。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多是以逸仙为名。后来，革命同志常以“中山”称之。这“中山”本是个典型的日本姓，怎么会变成孙先生的名字呢？这里有一段趣事。孙文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十分仰慕孙文，经过许多周折，两人在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交谈之中，两人深为孙先生的革命热情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孙先生，希望孙先生在日本多留一些时日。为了安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提议孙先生改住他们安排的旅馆，孙先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孙先生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的陪同下，前往新的旅馆。他们一路经过日比谷公园，又经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了名为“对鹤馆”的旅舍。住宿要填写登记表，就由平山周代笔填写。填到姓名栏时，平山周为难了。当时，孙先生正在流亡之中，不能公开使用真姓实名，这可怎么办？平山周急中生智，想起刚才路过的中山侯爵府邸。这“中山”是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正好借来一用。于是，平山周就写下了“中山”二字。有了姓，可是名呢？名怎么填？看着平山周焦急的样子，孙先生接过笔，在登记表上的“中山”后面，写下了一个“樵”字。 事后，有人问孙先生，为什么要以“樵”为名。孙先生说：“现在中国到处是榛莽荆棘，我就是披荆斩棘的开山樵夫啊！”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就以“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进行革命活动。同志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这是日本民族常见的称人方式。因为这样称呼习惯了，革命同志也就不再称他为孙文，而是在日本姓“中山”前面另加了中国姓“孙”，称他为“孙中山”。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称孙文或孙逸仙。就这样，一个日本的姓变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另一个名，而且是最常用的名。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我国放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也以“中山”命名；还出现了“中山”为名的学校、医院、舰艇；而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也被称为“中山装”。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也就有了紫金“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并于1986年由任民革中央代、中国人民政协副屈武同志亲笔书名。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有日本人？

1880年，苏峰回到家乡熊本县大江村，这时期，家庭的生活十分困难，其父的收入无力供养他们四兄弟读书，因此不得不变卖田产维持生计，1882年，苏峰父子为补贴家用，开办大江义塾，招收几十名学生，讲授日本日本历史、经济、汉学和英文，这几十名弟子中最出名的就是宫崎滔天了。

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席卷全国，对正在困苦中挣扎，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苏峰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之作为一个活跃分子，投身其中，同年参加激进自由党在的地方组织“相爱会”，积极开展活动，暑期间，他带领学生，来到了民权运动的中心--东京。在这里，他聆听了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的激昂演讲，并于中江兆民、田中卯吉、马场辰猪等著名民权理论家过从甚密，尤其与马场结为知己，并从马场处得到一批赠书，如《日本民权改正论》、《日本文法论》、以及莫尔莱等西方学者的日文译著，这使他眼界大开，他说：“我原来的政治思想起源于横井小楠，并受新岛先生基督教感化，现在又受西洋人感念感应，恰如水融。

1882年秋冬，围绕着板垣出国，实际是否在国内坚持开展自由民权运动问题，自由党内部产生分歧，苏峰作为相爱社的代表希望坂垣能留下来继续斗争，但最后坂垣和后藤象二郎最后还是在的压力下远赴欧美，脱离了国内火热的斗争，苏峰怏怏而归。1884年苏峰不甘寂寞，又前往高知县，与自由党激进派片冈健吉、古重喜等会面，希望重振旗鼓，但这时民权运动已经趋向低潮，片冈等人或泛舟垂钓，逃避政事，或饮酒悲歌而不思作为，苏峰对此颇为失望，作诗感叹道：“冰心一片向谁说，独向梅花读楚辞。” 民权运动上层的妥协，使苏峰十分愤慨，从反面激发他独树一帜的决心，1884年，大江学塾增开新课程，如吉田松荫的《幽室文稿》、中国的《史记》、《战国策》，还有《英国宪政史》，《经济学》等，并阅读了许多西方民主著作，如《美国民主》、《国民》，《英国史》等，边学边教，为著述做了充分准备。

当年写出小册子《论明治二十三年以后政治家的资格》、《自由、道德与儒教主义》；1885年写出《第十九世纪日报青年及其教育》（后改名为新日本之青年），《官民调和论》；1886年写成《将来之日本》等时政政论型文章，攻击藩阀专政，宣言自由民主，在民权运动衰落，舆论界沉寂的时期引起巨大的反响，德富苏峰赢得一大批青年追随者，大江学塾学生数量激增，苏峰一时在舆论界声望大起。

1886年，德富苏峰孤注一掷，不顾学生的请求，停办大江义墅，举家迁往东京，参加舆论界的角逐，他 宣言：“我等并非老死田舍者， 逐鹿中原之时已经到来。 我本好政治，欲引导世间政治按我的希望而运动，如果这是野心，则此种野心正如火如荼”。1887年，他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该杂志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的方针，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所言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一炮打响，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连苏峰本人都感到意外。

1890年他又创办《国民新闻》，实行了多年的办报愿望，他亲自规定的办报方针是。1、改良政治。2、改良社会。3、改良文艺。4、改良宗教。这种方针说明了他是一个改良派。他以报界巨头自居，操纵舆论，卷入松方正义内阁的斗争，支持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反对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言论界斑驳陆离的帝国主义思潮中，“膨胀”一词是 常见于日本报刊、真实表现当时国民心态的时髦词语。不妨说，“膨胀”一 词是体现当时日本“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上述高山樗牛就用过“膨胀的 国民”这一提法，而对“膨胀”一词厚爱有加、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德 富苏峰。

明治挑起甲午战争前一周，德富苏峰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鼓吹 甲午战争的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通过战争“可 获得很多战利品”。这“战利品”指什么呢？他历数道：“在东洋建立国民 膨胀的根据地，打通膨胀的沟渠，排除膨胀的障碍，让世界认识膨胀的日本。” 这样，在国际上可“与其他膨胀的各国国民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场上展开角逐”，在国内则可达到“巩固国民的统一，深化国民的情神之目 的”，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膨胀的日本” 就是德富苏峰企图通过甲午战争塑造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国家形象。他的用意 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 机，成为亚洲惟一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随后不停顿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 级改革，迅速建设成为东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力的上升，增强 了民族的自信，到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形象”，成 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课题。为此，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欧化主义文化团体“民 友社”，与陆揭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国粹主义文化团体之间， 在甲午战争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德富苏峰认为，要成为英国“大 国民”那样的“伟大的国民”，就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便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 的地位。而国粹主义文化团体则认为，全盘西化势必削弱日本国民的“自信 心”，他们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挖掘并利用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涵养 日本“大国民”的精神素质。如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从地质学、 地貌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角度，着力表现日本环境的“潇洒、美、跌宕”， 以求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自身理论的 缺陷，这两个文化团体都未能解决这一课题。就国粹主义文化团体的主张来 说，正如民友社所指出的那样，日本“风景美”不能构成日本与西洋对等的 充足依据，因为“我邦决非靠富士山、琵琶湖自然美可救”。那么，按欧化 主义者的主张来做又怎样呢？1883 年民友社机关杂志《国民之友》社论《日本国民之品格》感叹道，尽管日本用了西方文明诸制度而增强了国力，显 示了伟大的进步，但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尊敬：“在东洋，最进步、成长最 快、最开化、最有知识、兵力最强的一大国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轻侮。”这 种杂揉着懊恼、怨恨的言辞，反映了当时日本为修改幕未不平等条约与西方 国家进行长期交涉而屡遭挫折的焦灼情绪。

精神分析学告诉人们，焦虑往往会转化为“投射”。个人会把自己令人不快的冲动归因于别人，即将内部危险外在化，而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态，是认为“白种”文明人之所以使日本修订 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每每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把已经“文明开化”的日本国 民与日本周围弱小民族“野蛮人”等同视之的缘故。最具代表性的言辞是福泽谕吉于 1885 年发表的《脱亚论》，该文抱怨日本“所不幸者”是有两大“恶邻”——“一曰，一曰朝鲜”，“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 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因此必须“衷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德富苏峰进一步发展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通过时邻国的侵 略战争以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甲午战争开战后不久，他在《国民之 友》上撰文写道：“吾人站在世界的面前，决不可忘记决战。何之故？ 为了朝鲜的改革，为了北京城下之盟，为了几亿的赔款，倘若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便焕然冰释。我邦的真实形象，我国民 的特色，亦好比雾散天晴，山色如洗之分明。”德富苏峰活像一名赌徒，他 把向世界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的“赌注”押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上。 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陆海两战日军连连得手。当旅顺陷落时，德富苏峰好像赢了满贯从出来，神气活现他说：“我等面对世界，不仅不愧为日本人，亦当以日本人自夸。日本人之大名，好比戊辰战争后萨长人之名， 好比滑铁卢大战后威灵顿之名，到处意味着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 所谓‘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此实乃当今日本国民在世界之 情态也。”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来说，好比“膨化器”，“膨胀”出日本“大 国民”的形象来。 德富苏峰是一个旱熟的帝国主义 者。在日本尚未在经济上具备帝国主义条件的情况下，他已看到在帝国主义 列强角逐中获得“商权”的重要性。当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时，他以随军记者 身分同去，发表感想说，“辽东半岛之旅行，实在令人愉快”，因为日本获 得了扩展商权的“新领土”，以致在三国干涉下被迫还辽时“欲哭无泪，深 觉惋惜”。他鼓吹“膨胀的日本，不独凭之以兵力，亦必须凭之以商权”， “进入 19 世纪后期，正如商业是一种战争，战争亦是一种商业”，并预见“此 种奇妙的兵商二要素的结合”，到 20 世纪后将更加突出。作为思想家的德富 苏峰的这些言行，揭示了甲午战争决非军事封建性的单纯扩张领土的战争， 它具有为争夺市场、原料地而有意识地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爪分世界的明确意 向。

德富苏峰继承福泽谕吉文明侵略论思想，鼓吹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是“对世界上顽冥不比思想的一大打 击，让野蛮社会沐浴文明的恩光”。这是站在所谓“文明”的立场，给帝国 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国家披上正当化、神圣化的外衣。从旅顺归国后，他在 1895年 7 月撰文把日本比作古代罗马帝国，认为日本如同古罗马对地中海各国的影响那样，日本民族应对东亚各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负有普及“文明”的义 务。他解释道，在东亚诸国民中“具有政治与组织能力的，惟独我大日本国 民；具有国家观念的，亦惟独我大日本国民。”他主张日本同西方列强平等 竞争，实现日本民族精神“膨胀”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蒋介石差多少岁?

开卷八分钟

梁文道推荐书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内容简介:

本丛书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想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

作者：野村浩一

约翰·内森这位美国学者，他发现现代的日本对自己的身份有特别的疑惑跟着迷。疑惑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但同时又坚持自己是很独特，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这种感受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已经有很强烈的一种自我坚持跟自我怀疑。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很强盛，很强大，是唯一的非白人的、非老牌欧洲人的那种新的殖民帝国。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怀疑自己跟欧洲人的差别在哪里？自己明明是亚洲国家，跟亚洲之间的关系又该怎么样呢？

这时候就有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考虑，日本这个国家这么独特，是不是因为它有一种使命感，是不是它有一种天职。而这个使命感跟天职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亚洲国家里面第一个迈入现代化，第一个成为现代强国的国家，它是不是对亚洲带来一种天生的一种使命感？比如说对于中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说要解放大家？是不是要让大家效法它，跟它一样成为一个现代的强国呢？

日本人的使命感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他的作者野村浩一是退休荣誉教授。这本书，就透过几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关系，探讨日本的使命感。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叫做宫崎滔天。如果熟悉现代中国革命史的话，一定听过这个人，还有他哥，宫崎名章，这两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过，说没有这两兄弟，我们中国的革命就不会那么容易。

宫崎滔天还是黄新的好朋友，参与过无数的中国现代反清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什么都干。为什么宫崎滔天一个日本人，好端端的想跑到中国搞革命呢？而且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甚至还后悔，后悔自己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支持革命，就是恨不能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作者发现，宫崎滔天是个革命家族，从小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地主很对不起佃农，觉得这种社会制度糟透了，自己凭什么那么有钱，为什么老百姓活的那么苦，于是他们就想搞革命。

搞革命的时候，认识了孙中山，觉得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得跟随他搞革命。在中国搞革命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以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中国的革命干成了，就能够返过来向全世界推广革命。今天我们叫这几个人叫做中国的友人，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还不只是中国，而是一个国际革命。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宫崎滔天除了后悔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之外，还悔恨自己为什么是跑到中国搞革命，而不是先在日本搞革命。

为什么有这个后悔呢？这是因为他很快发现，中国的革命干成了之后，谁在阻挡中国的革命的继续的成长？谁在想阻止中国为现代化国家呢？竟然就是自己的祖国日本。他看到袁世凯当权的时候，日本逼迫要签二十一条条款，他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祖国变成这么一个走向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呢？于是他晚年的时候十分悔恨，他认为要搞革命，早知道就应该从日本干起。他带着这样一个恨意死去。

菊谱--日本的中国通

接下来，这本书介绍了另一个日本的中国通，就是菊谱。他其实原来是个记者，是日本派驻到中国的记者。那么他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的中国通，讲过那些汉学家不一样，他很讨厌汉学家。他认为要了解中国，必须要深入中国社会，到处跑，到处调查，而且用科学的方法。你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很多的观察真的是非常到位，而且预测也很准。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已经预测，将来中国会打胜仗，而且打胜仗之后，很快的就是***会从东北集结实力一直南下，征服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很早就作出这样的预测。

但是这个菊谱跟宫崎滔天一样，也是个悲剧人物，悲剧在什么地方呢？他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好感，他认为中国能够诞生一种跟日本，跟欧洲、美国，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新的国家形态，为什么？他发现中国的底下的乡村社会有很浓厚的自治传统，这种自治传统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国家，日本都应该学他。但是呢，而且所以当时，他为国民革命欢呼，他为黄埔军的北伐欢呼。但是当北伐打到接近东北的时候，他开始发现问题了。问题在哪？就是他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当时的满洲国。满洲国是不是在阻碍了中国的革命呢？是不是在阻碍了中国的变化呢？当然是。

于是他返过来就说，满洲国应该坚持只搞经济，日本不能够干预中国的独立，不能够干预中国的革命。但是到后来局势再演变，他的祖国再次让他失望，满洲国又变质了。这时候又怎么办呢？菊谱又要适应新的局势，他说好吧，我们就把满洲国建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呢？他当时对北伐革命军的前领袖蒋介石彻底失望，他对***也没有多大好感，他就希望将来整个中国能够像满洲国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了不起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平民称霸的国家，是没有阶级差异的国家。但是当然到了后来，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之后，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发现，日本是以军国主义的态度来肆虐中国，而不是真心想帮助中国解放，帮亚洲解放。于是，他就在战争的末年去世了。

这几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对中国怀有很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日本的使命就是要解放亚洲。但这个使命，后来很快被扭曲了，有的人就转移过去，为日本的侵略主义张目、说话，就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为了要解放中国。有的人就看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然后带着恨意就这么郁郁而终。

本书目录

中文版序

第一部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

第二部

第一章 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

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

第三章 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

后记

广东省中山市为什么叫“中山市”？

孙中山比蒋介石大20岁。1906年，年方20岁的蒋介石由同盟会元老陈其美引荐，在日本革命人士宫崎滔天家第一次见到40岁的孙中山。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两人交往时间涵盖了蒋介石20岁至39岁的“壮年时代”。

孙中山简介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识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1894年，孙中山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的改革主张，但并未被纳。同年11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为誓词。

谈谈自己对近代史上的人与事的看法 (不能是伟人伟事.)1000字左右``

“孙中山”得名由来 有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在河源市的紫金县中坝镇孙屋排村，在紫金有一个“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虽有争议，但亦为世人所知，而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初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又有了新意。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多是以逸仙为名。后来，革命同志常以“中山”称之。这“中山”本是个典型的日本姓，怎么会变成孙先生的名字呢？这里有一段趣事。孙文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十分仰慕孙文，经过许多周折，两人在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交谈之中，两人深为孙先生的革命热情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孙先生，希望孙先生在日本多留一些时日。为了安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提议孙先生改住他们安排的旅馆，孙先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孙先生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的陪同下，前往新的旅馆。他们一路经过日比谷公园，又经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了名为“对鹤馆”的旅舍。住宿要填写登记表，就由平山周代笔填写。填到姓名栏时，平山周为难了。当时，孙先生正在流亡之中，不能公开使用真姓实名，这可怎么办？平山周急中生智，想起刚才路过的中山侯爵府邸。这“中山”是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正好借来一用。于是，平山周就写下了“中山”二字。有了姓，可是名呢？名怎么填？看着平山周焦急的样子，孙先生接过笔，在登记表上的“中山”后面，写下了一个“樵”字。 事后，有人问孙先生，为什么要以“樵”为名。孙先生说：“现在中国到处是榛莽荆棘，我就是披荆斩棘的开山樵夫啊！”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就以“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进行革命活动。同志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这是日本民族常见的称人方式。因为这样称呼习惯了，革命同志也就不再称他为孙文，而是在日本姓“中山”前面另加了中国姓“孙”，称他为“孙中山”。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称孙文或孙逸仙。就这样，一个日本的姓变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另一个名，而且是最常用的名。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我国放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也以“中山”命名；还出现了“中山”为名的学校、医院、舰艇；而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也被称为“中山装”。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也就有了紫金“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并于1986年由任民革中央代、中国人民政协副屈武同志亲笔书名。

日本黑龙会为何要保护孙中山？

与其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是当时那个历史情境中，各方党派利益争斗妥协的结果。这其中包括立宪党、保保皇党、革命党、外国友人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甚至同台献唱。他们的轨迹构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推翻清王朝整个事业的曲线图。。

这里，我们避开像孙中山、袁世凯等众所周知的重量级人物，特意挑选一些"小"人物看历史。这些"小人物"中有出出洋考察的大臣、温和的立宪改良派人士、满清皇室保皇党人、革命党人和革命党的日本友人以及政治党派的投机者。

这几个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在晚清那个历史节点的辛亥事业中，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相较较那些重量级人物，他们可能分量稍轻，甚至被忽略。但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补遗和再提起，来大致勾勒出辛辛亥事业曲线图，也会隐约明白辛亥革命为何会发生以及有那样的结局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王 凯 刘继兴

1.戴鸿慈：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

在中国近代史上，戴鸿慈有两个身份异常引人注目：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法部尚书)。这两个身份都与晚清的新政改革紧密相连，作为主张君主立宪的清末重臣，戴鸿慈的思想和言行对后来中国的变革和革命起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与1905年那次周游列国的经历息息相关。

戴鸿慈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书香之家，良好的家庭氛围使戴鸿慈从小勤奋好学。戴鸿慈于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翰林大考，名列一等。

清朝末年，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为了挽救危局，特派大臣到国外考察政治，此即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大臣出洋”。但这次考察并未成行，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刚登上火车，便遭遇了一位革命党人的自杀式袭击。

这次袭击让五大臣中的徐世昌和绍英打了退堂鼓，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戴鸿慈与端方从上海出发，出访了美、英、法、德、俄、意大利等国。此间，戴鸿慈与西方政要做了极为广泛的接触，并着重考察了欧美诸国的议会制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赞不绝口。对此他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记录和评述：“英国政治，立法操之议会，行政责之大臣，宪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其兴革诸政，大都由上下两议院议妥，而后经枢密院呈于君主签押施行。故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

戴鸿慈等还参观了德国的法庭，他认为西方的司法制度和设施均井井有序，大可借鉴：“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所派检察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律师)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法警)往来传递案卷伺候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

戴鸿慈等人的考察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几乎每天都有参观项目。戴鸿慈处事极为认真，遇到不懂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问个明白，然后笔之于书。各国对于这支来自神秘东方的考察团也很重视，皇帝、国王、总统、大臣、部长等头面人物悉数出场，不少地方的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考察回国后，戴鸿慈与其他几位出洋大臣极其一致地向朝廷推荐了立宪政体。据说当慈禧问起立宪的好处时，端方的一句话让她吃了定心丸：“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随之，清廷下诏决定仿行宪政、改革官制，戴鸿慈被任命为首任法部尚书，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专管司法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

周游列国归来的戴鸿慈不仅带回几百册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典籍，还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出使九国日记》12卷公开印行。1910年2月，戴鸿慈逝于协办大学士任上。戴氏去世不足两年，辛亥革命即爆发，他从海外引进的本为延长清廷统治的先进理念却成为革命的启蒙和火种，这种历史的错位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有料到。

2.张謇：温和的立宪改良派

南通状元张謇亦官亦商又非官非商，既无大权，也非巨富，却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为各方势力所延揽，被人们称为"绅商"。张謇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只能是一名温和的改良派，而非激进的革命者。

拥有状元头衔的张謇曾多次名落孙山，直到40多岁时才得到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提携而得中状元，被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之职，命运从此改变。

1896年，回籍守制的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了他的人生。大生纱厂属于股份制企业，虽有官股，但官府只拿红利，不参与具体的经营和管理。所以张謇不认为企业是"官商合办"，而是"绅领商办"。身为纱厂总理兼股东，张謇的私人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在全部资金中占0.4%。他在大生厂的权威靠的不是金钱，而是他的状元头衔和人脉，他以士绅身份负责全权办厂。正因为此，张謇才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教父级的人物。

作为翁同龢的弟子，张謇无可争议地成为帝党成员，同时也是晚清著名的君主立宪运动领袖。他赞同和支持康、梁变法，主张温和的改良和循序渐进的变革，对革命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他认为："立宪大本在，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1911年10月4日，张謇到武昌主持纱厂开机仪式。此时的武汉已经弥漫着革命的空气。

10月10日晚，张謇离开武汉，登上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襄阳丸"缓缓驶向下游，张謇在船上看见江边燃起了熊熊火焰。这正是武昌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这天晚上8时左右，驻城外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和驻城内湖旁的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党人几乎同时动作，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武昌首义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省纷纷独立，张謇的老朋友和熟人、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士程德全、汤寿潜等宣布脱离清，和平光复。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张謇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决定放弃君主立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

11月21日，张謇当选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此间，他致电刚刚被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劝其认清形势，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了，财政问题随即摆上了临时的案头。囊中羞涩的南京对张謇这位工商领袖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出任财政总长。张謇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力辞不就，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担任实业总长一职。

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张绪武翻看祖父日记，发现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张謇与孙中山在革命后第一次会面的情形。张謇对孙中山有一个四字评价"不知崖畔"，其言外之意是说孙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以为一革命，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毋庸讳言，由于孙、张所处的角度和位置不同，两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张謇作为一名务实的工商人士，对孙中山身上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也有看法，他更愿意和与其素有渊源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合作。故张謇很快便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氏阵营，从此开始了与北洋长达十余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

3.良弼：清室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集体堕落的晚清皇族中，良弼是一个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与那些整日提笼遛鸟、唱戏捧角儿的同僚相比，他是当时旗人中比较罕见的军事人才，也是清室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1912年1月29日，良弼遇刺身亡，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此时距良弼之死，不足半月。

良弼祖上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祖父就是战争中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1877年生于成都，其父早丧，与母亲相依为命，是宗室中比较贫困的一类人。正是这段经历，使他与一般的八旗子弟截然不同。

1899年，良弼被朝廷选派赴日本留学，四年后，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先后在清练兵处、陆军部等部门任职，负责新军的训练、培训工作，参与了清末一系列振武图强的军事活动。

1908年年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一事怀恨在心，上任后立刻解除袁的职务，将其逐出了北京。为了拱卫京师的安全，载沣下令编练一支新军劲旅作为禁卫军。载沣任命弟弟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良弼为第一协协统，载涛是个玩家，对军事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良弼成了禁卫军的实际组织者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启用袁世凯主持对鄂军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时宣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并推翻清王朝，就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此时已有取清而代之的想法，但他对清廷里唯一的将才良弼始终放心不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他先让冯国璋代替载涛当了禁卫军首领，又暗降，任命良弼为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解除了他的军权。

然而，宗室亲贵并不甘心将手中的权力拱手相让。1月12日，良弼与溥伟、载涛、铁良等贵族紧急商议对策，成立了"君主立宪维持会"，即俗称的"宗社党"，良弼成为事实上的党魁。19日，宗社党发表宣言，内容大致如下：一，罢黜袁世凯，解散袁氏内阁；二，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其实留学出身的良弼心里很明白，清廷如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必然导致体制外的革命。基于这种认识，他极力宣扬君主立宪，在内部推行改革，推举和选拨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才。无奈良弼此举曲高和寡。而且，作为清廷中唯一的知兵之士和独撑危厦的干才，良弼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共同锁定的目标。1912年1月26日，一个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的小个子同盟会员彭家珍身藏，早早来到良弼宅前等候。

良弼身边的几名卫士毫无防备，倒地毙命，彭家珍本人也被一块从下马石弹回的弹片击中后脑，当场身亡，而良弼则被炸伤左腿，两天后不治而亡。死前良弼对妻子和女儿说："我本军人，死何足惜，吾见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果然，良弼死后不久清廷即告覆亡，其后事草草，遗族皆无所恤，身后甚为凄凉。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从这个角度讲，大清最后的铁杆保皇党良弼算得上是一个末路英雄。

4.程正瀛vs熊秉坤：谁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被后人称为"首义"，可又是谁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熊秉坤和程正瀛两人身上。

对于第一枪的记述，最早见于首先起事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正目(相当于今天的班长)熊秉坤的回忆。熊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为该馆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材料，还原了当年起事时的情景，这四份材料内容完全一致，主要内容大体如下：10月10日傍晚，预定起义的时间将到，工程营副目(相当于副班长)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发生争执，共进会成员、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见势不妙，夺门而逃，程举枪射击，击中陶启胜腰部，陶几天后死于家中，此即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第一枪"。随后程正瀛又开枪击毙了前来弹压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以及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正在营区巡视的熊秉坤听到枪声，知道起义已经发动，马上集合队伍，对着天空连放三枪，宣布起义开始。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了《武昌起义谈》，其中更是明确无误地指出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同棚程定国(即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熊秉坤既然如此明确地肯定了程正瀛的第一枪地位，为什么后来又成了自己打响了第一枪呢？

原来，1914年熊秉坤出访日本时，孙中山曾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9年，孙中山为某报撰写的国庆贺词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后来孙中山还在其他文章中写过"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类的话。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肯定，才使得"熊一枪"声名远扬。

而且熊秉坤当年的回忆材料是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而写，后来也存于此处。但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该馆被黎元洪关闭后，所有资料、文献原定上交北京，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暂时保存于馆长谢石钦处。后来，谢石钦将这些珍贵的史料交给武汉文史馆，后又转给湖北博物馆和湖北省政协文史委。19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将这些文献出版，"程一枪"之说才得以传世。

程正瀛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出身于湖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投身新军后加入了共进会，武昌起义后一举成名，被民国授予一等功。但他后来却投靠了北洋军阀，做过一些对不起革命党人的事情，1916年被革命党人抓获，沉江而死。

程正瀛死后，熊秉坤先后发表了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将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转化为熊秉坤，他在《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这样写道："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显然，熊秉坤此时的说法已与原来有了明显的不同。

对"熊一枪"和"程一枪"应有的历史地位问题，熊秉坤之子熊辉的态度非常客观，他在《从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谈起》一文中说："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5.宫崎滔天：革命党人的日本友人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日本好友，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为改变东亚的旧秩序倾尽心血，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

1871年，宫崎滔天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今熊本县荒尾市)的一个武士寒门，他是家里的第八子，也是末子。其父宫崎长藏(宫崎长兵卫)是一名乡士，精于剑术。宫崎滔天自幼与兄弟一起，跟父亲学习二天一流剑道刀法。其兄长宫崎弥藏青年时期即有志于中国革命事业，对宫崎滔天革命理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18年5月，宫崎滔天结识了曾与兄长宫崎弥藏接触的中国革命党人陈少白。这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陈少白的家中见到孙中山。最初，他对孙中山十分狐疑，后来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中，道出了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四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

通过这次交谈，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宫崎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经界要人，而且为孙中山广作宣传，将他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日报》上连载。

1900年惠州起义后，宫崎滔天因穷困潦倒，又不愿加入的对华间谍组织，而转职成为一名作家，师从桃中轩云右卫门，自己的艺名为桃中轩牛右卫门，借巡演从日本各地筹措革命经费。宫崎滔天在这一时期曾对家人说："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的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

1901年至1902年，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发表《狂人谭》、《三十三年之梦》，并先后出版成册，其中自传《三十三年之梦》是对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总结，1903年由章士钊节选并翻译，以《大革命家孙逸仙》为名出版，随即"风行天下，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见章士钊的《黄帝魂》)，滔天之名始盛。

1905年，宫崎滔天陪孙中山去找黄兴，双方一见如故。20多天后，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被破例吸收为会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滔天多方挪借旅费再来中国，到达镇江时，与失守汉阳东奔的黄兴相遇。黄兴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宫崎滔天拥戴南京临时成立，还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政治顾问。

二次革命失败后，在著名的孙、黄交恶中，宫崎直言，孙中山之所以与黄兴合作几十年后彼此交恶，两人不在于私心，而在于主义之争。面对这样的诤友，孙中山写下"推心置腹"四个字相赠，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称赞宫崎，这两幅字画今天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

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两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两位学生中有一位就是。

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时，宫崎滔天在广州晤见了孙中山。1922年12月6日，51岁的宫崎滔天由于肾病和尿毒并发症病逝于日本东京。在惊悉宫崎滔天去世的噩耗之后，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并在上海亲自主办宫崎滔天追悼会。

6.杨度：投机的政治家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刊载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即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湖北著名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被视为神童。他十三四岁时从学于湖南名儒王闿运。王闿运传授的学问有三项，即功名之学、诗文之学与帝王之学。王闿运认为自己最高深的学问---帝王之学只有聪明绝伦的杨度能继承。这"帝王之学"不外乎审时度势，辅君王以管霍之道，或乱世之中效法诸葛孔明，成明主以成霸业。

杨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后又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数度激辩后，两人握手言和并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铁代表军事，即富国强兵。在宪政问题上，杨度认为，只要清廷同意君主立宪，即可承认其合法性。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遂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

10月14日，杨度奉奕劻之命，星夜前往彰德，劝袁世凯受"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一职。不过，杨度认定清廷定会对袁世凯不断加码，遂劝袁世凯暂以"足疾未愈"为由谢绝出山。

事情果如杨度所料。清廷最终许诺袁世凯重新组阁。

1911年12月，袁世凯组阁成功，南北和谈进入正式议程。杨度联合汪精卫共同策划了国事共济会，该会宗旨是消除民主立宪党(即革命党及附议革命的立宪派)与君主立宪党(赞同维持君主制的立宪派)之党争，主张南北和谈，政体问题交由国民公决，消除不必要的流血。杨度的立场随着袁世凯的转变，由君主立宪，转向了"民主立宪"。

1911年12月9日，黄兴电告汪精卫，请转告杨度，若袁世凯能迅速推倒清廷，"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袁世凯即派唐绍仪为代表，杨度秘密协从，南下上海议和。

在议和期间，杨度数次公开批评满洲皇族，并力主"民主立宪"，以免国家分裂，为他人所乘。

1915年，杨度为筹安会"六君子"首领，力推袁世凯称帝。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次年6月，袁世凯卒，据传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通缉。

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锟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杨度后来还于1929年秋白色恐怖之时，加入了中国***。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直到40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鲁迅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及夫人白莲

孙文与日本黑龙会日本人的身影 岛国，近邻，暴发户，这三重元素组合到一起，经过一些狂热分子的渲染、放大，演奏出来的绝不是什么阳春白雪，而是足以吞噬一切的嘈杂之音。 日本，这方让人恨不得将其撕裂成千万片的土地，一百多年前，与革命党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隐若现，在历史和各种原因的影响下，今天，我们仍很难窥探到这段往事的原貌。 中山先生长年流亡海外，其中又以在日本的时间居多，这里的华侨不是太多，最终竟能成为孙中山等人实践革命目标的堡垒，离不开广大留学生的热情支持，同时，还有一些好心或者不怀好心的日本人的有力帮助。 日本人，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日本人和在南京城中30万中国人的日本刽子手，都来自大和民族，这就是历史。 只不过，日本人中真正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相当有限。 有个叫宫崎滔天的，算是孙中山最忠实的日本粉丝。 宫崎家族祖上也许辉煌过，可传到宫崎滔天这里，一切都化作回忆，留给宫崎滔天的只有一天康庄大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当一个出色的“大陆浪人”，到处混吃混喝还是没有问题的。 滔天这孩子，不安分，受西方“天赋”那些理论荼毒比较深，自觉肩负起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重任，该怎么实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目标呢？滔天和二哥弥藏商量了一下，认为路应该这样走：“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使有人重、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思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申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广泛地恢复，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

这是两首鲁迅的诗，1931年6月送给他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及夫人白莲女士的。

这两人在日本大大的有名。这个有名首先是由于白莲女士。

白莲名柳原白莲，日本著名女诗人。她原名柳原烨子，她是日本驻俄大使柳原前光伯爵的女儿，她的表兄就是当时的大正天皇，她是正宗的皇亲国戚。

在嫁给宫崎龙介之前，柳原烨子还有两段婚姻。

1900年，她15岁，嫁给子爵北小路随光家的儿子资武，翌年生下儿子功光。由于无法忍受丈夫家暴，5年后离婚，并把儿子留在夫家。

1911年，在表兄天皇的主持下，嫁给了50岁的地区煤炭大王伊藤传右卫门，被日本媒体称为“黄金婚姻”，意思是男方用钱“买”到了一位公主。

柳原烨子样貌出众、地位煊赫，夫家又极有钱，并且对她极好，单独为她建了一栋豪华别墅，可以说已经应有尽有了，可是她偏偏还极有才华。她以“白莲”的笔名给诗歌杂志《心之花》投稿，并出版了歌集《踏绘》，受到日本文坛的追捧。

1920年，为了想刊登白莲的新戏曲，日本《解放》杂志编辑宫崎龙介专程从东京到来拜访。这一年白莲35岁，宫崎龙介28岁。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1921年1月，由于白莲给宫崎龙介所在的杂志寄了一份情书，恋情曝光，宫崎龙介被杂志开除。10月，白莲在东京与宫崎龙介私奔，并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声明宣布，与丈夫断绝关系。

“白莲”在日本社会十分轰动，连宫崎龙介的父亲宫崎滔天都觉得无法见人。“不行你们就自杀吧，我在佛前替你们多烧几柱香”，他这样对儿子说。宫崎滔天是孙中山的盟友，支持辛亥革命，与中国有很深渊源。

1927年和1931年，宫崎龙介和白莲两次访问南京。1931年，鲁迅热情款待他们，并写下了上面的两首诗。

1956年，他们被邀请访问中国。